和这世界的不快已经吵完——悼余光中

▅古远清

台风刚过去的子夜。

　　台湾师范大学学人招待所。

　　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是什么样的紧急事件，非要半夜通话呢？

　　原来，一位台湾作家得知我1995年9月1日将改变行程南下高雄拜访余光中时，他便来电话“警告”说：

“余光中是卖国主义作家，你千万不能去看他！”

“据我了解，余光中是爱国主义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去拜访他，没有什么错。”

　　对方的嗓门顿时高亢起来：

“你一定要站稳立场！如果明天去看他，我就和你绝交了！”

　　我读过这位半夜打电话给我的作家的作品，还写过评文在台湾发表。就在我首次访台的前几天，这位作家还带我去拜访仰慕已久的一位文坛前辈胡秋原。由于是熟人，所以他对我毫不客气，我也和他坦诚相见。后来我去拜访了余光中，这位台湾作家也未与我绝交，仍源源不断寄送他的资料给我。

　　回想我第一次见到银丝半垂、眼神幽淡的余光中，是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上。在欢迎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碰杯，他忽然慨叹台湾政坛投机分子何其多，文坛知音何其少，因而顺口将宋代欧阳修的两句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颠倒过来：“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他的机智和幽默，顿时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以后我和他鱼雁往来，在高雄拜访他时，余老赠我手稿和多部他的签名本大作，我后来则出版了他的评传《余光中：诗书人生》，另编著有《余光中评说五十年》。

　　在余光中文学史上——如果真有这部文学史的话，那其中充满了论争、论辩和论战。余光中自己说过，作家并不是靠论战乃至混战成名的。但一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要逃避论战很难做到。在社会变革和文学思潮更替的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回避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应该入世而不应该遁世，应该发言，应该亮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保卫现代诗的论战中，余光中正是这样做的。但在乡土文学大论战中，余光中的表态和发言对乡土作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压迫作用，呼应了国民党整肃不同文艺声音的铁腕政策，余光中的正面形象由此受到挑战，他在台湾文坛的伟岸身影由此打了不小的折扣，少数青年诗人甚至作出了“告别余光中”的痛苦抉择。时隔27年，大陆重提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所作所为，视线以外的余光中、光环之外的余光中终于浮出地表。

　　晚年的余光中，已由热血的青年诗人变为冷眼阅世的老教授，其诗风不再激烈而趋向平和，对诗坛论争不再像过去有“巩固国防”的兴致。他认为，自己“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并自负地认为“和这世界的不快已经吵完”。可只要还在写作，还未告别文坛，要完全躲避论争是不可能的。这就难怪在海峡两岸部分学者、作家质疑“余光中神话”时，他不得不著文答辩，十分不情愿地再扬论战的烽烟。

　　经历过一系列论战的洗礼和考验，尤其“向历史自首”后的余光中，他在两岸三地读者的心目中，还能傲视文坛、屹立不倒，像一座颇富宫室殿堂之美的名城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吗？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一是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看，余光中半个世纪来已出版了18本诗集、11本散文集、6本评论集，另还有13本译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久前为其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更是洋洋大观，全面地反映了他创作和评论等方面的成就。当然，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余光中虽然也有失手的时候，写过平庸之作乃至社会效果极坏的文章，但精品毕竟占多数，尤其是传唱不衰、脍炙人口的《乡愁》，已足于使余光中在当代文学史上留名和不朽。

　　二是从文体创新看，余光中右手写诗，左用写散文，做到了“诗文双绝”，乃至有人认为他的散文比诗写得还好。这好表现在他那综观中西，兼及古今的散文，为建构中华散文创造了新形态、新秩序。他还“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手法，描写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和现代生活的深层体验，努力成就散文一体的现代风范”（古耜），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又一贡献。

　　三是理论与创作互补，创作与翻译并重。以评论而言，他较早地提出了“改写新文学史”的口号，并在重评戴望舒的诗、朱自清的散文等方面作出了示范。在翻译方面，他无论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既不“重意轻形”，也不“得意忘形”，在理解、用字、用韵以及节奏安排上，都比同行有所超越。他既是一位有理论建树的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从翻译的经验与幅度、翻译的态度与见解、译作的特色与风格、译事的倡导与推动等各方面，余氏的翻译成就均“展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金圣华）。

　　四在影响后世方面，余光中在香港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帮”。在台湾虽然还没有出现自命“余派”的诗人，但至少是“余风”劲吹。在大陆，“余迷”更是不计其数，不少青年作家均把余氏作品当作范本临摹与学习。他的作品进入大陆中学、大学课堂，许多研究生均乐以把余光中文本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

　　五是在对待别人的批评方面，有大家风度。如“我骂人人、人人骂我”的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可余光中对这种大粪浇头的辱骂，不气急败坏，不暴跳如雷，更不对簿公堂。这种不还手的做法，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如不是大家，必然申辩和反击，就不可能坚守古典儒家的准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正如王开林所说：余光中“诚不愧为梁实秋的入室弟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作家都难保不做过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关键是他对以往过错有无反思的态度。余光中承认《狼来了》是篇坏文章，而不像有的名人那样矢口否认做过错事、写过错误文章，认为自己“永远站在正面”。

　　死神终于向骄傲的余光中传来消息，使我想起他当年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作为离乡背井、抑郁寡欢、思念着遥远祖国的游子，在寒夜中临窗西望时欣然命笔，写下有名的《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余光中这时只不过37岁，就有了浓郁的乡愁。他由此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祖国大陆“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可见，他对祖国感情之深。

我不久前在台南“台湾文学馆”演讲时，认为如果有台湾作家得诺奖，他应是呼声最高的一个，可惜生前他未能得到。老天对他不公，这次又让阎罗王的铁锤击中他垂老的病躯，使他不能实现自己90岁制订出的“五年规划”，他已无法做到比佛洛斯特更长寿。可以告慰的是，余光中为后人留下的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不朽之作，是死神再使大力气也是无法偷走的。用余光中自己的话来说，“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

（古远清，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市文联第六、七、八届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博导评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港澳文坛风景线》、《诗歌修辞学》、《诗歌分类学》等20余部作品。）

在美国忽忆余光中先生

▅木斋

 结识前辈余光中先生，是在2012年8月，我应邀就任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甫到高雄，正好有余先生的一次聚会，参加者一桌十来人，主要是中山大学文学院和中文系、外文系、艺术系三系之院长、主任，余先生夫妇，以及我们夫妇作为客人，忝陪末座。余先生和师母谈笑风生，甚为和蔼风趣，饭后大家有合影。当时，我并不知道以后会和先生有交往。

中山大学文学院坐落在海滨山上，依山面海，翠竹环绕，天空碧蓝，海水碧蓝，每次我从住所穿越林间小路走到研究室，都有美不胜收之感。我的研究室位于六层，余先生位于八层——余先生以诗人之盛名而名扬四海，却在外文系供职。如果不赶上课时间，时或在楼梯上遇到余先生同样在登楼。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每天自己开车，不用接送，而且不坐电梯，坚持拾阶而上，脚力甚好，一边登楼，一边可以和我从容谈话，并不气喘。

我在中大一边上课，一边沉浸于汉魏古诗的研究，时光荏苒，一年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忽然遗憾，觉得应该在台湾将我的诗集出版。联络好台湾丽文出版公司，责编丽娟老师好意提醒我，最好能请余光中先生赐序。我的性格平生不爱求人，只好硬着头皮去拜访，余先生身材消瘦，用他沙哑的嗓音耐心对我说，需要先看看诗稿再决定能否写序，当下手头的事情太多，如果能等的话，可以把书稿和材料留下。耐心等候了一个多月，先生传来了信息，说是《序》已经写好，约我去取。当时兴奋之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先生大序共有三页信纸，字迹娟秀而有力，文笔之妙，一如其诗。

前数句起首云：“木斋教授来西子湾客座一年，即将赋归，出示其四十年来创作之诗词及新诗作品，嘱我阅后抒感数言。”聊聊数句，交代缘起，精炼之极。“我知道木教授近年深研古诗与曲词发生史，发为新论，轰动学界，不料他同时也热衷创作，而且积稿盈笥。”此数句聊聊数语，对我的学术研究加以评价赞赏（余先生谬奖，令我每每汗颜）此为第二个层次；“因思清末民国初交替之际，豪杰之士有志一新旧体以赋大好世界，前则有黄遵宪、梁启超之召唤，后则有胡适、闻一多辈应之以语体与新格律，但鲁迅、郁达夫以迄陈寅恪、高阳等仍寄情于所谓‘旧诗’。四十年代之王辛笛，新诗人之翘楚，晚年却皈依旧诗。旅美多年之学者周策纵则新旧双管齐下，晚年之新诗层楼更上”。此一段文字，纵横捭阖，从清末民初交替之际的黄遵宪、梁启超，写到胡适、闻一多，再到鲁迅、郁达夫、陈寅恪，一直说到当代诗人学者周策纵等，可谓是一篇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之纲要，若无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之精深研究，断难有如此宏观之阐发，若无大诗人扛鼎之笔力，即便有如此之研究，亦断难有如此简约之概括。虽然如此，余先生将我的拙劣诗作，与这些大师置放一处，令晚生更加汗颜不已！

果然，另起段落，余先生笔锋一转，书回正传，回到对我诗作的评价：

木斋教授之诗词，不拘于传统之旧律，有继武黄遵宪之志。其所作新诗，如下列《生命的刻度》一首，对仗中颇见张力与凝练：

别人用/岁月/来刻度/生命的/年轮

我却用/生命的/果实/来刻度岁月

果然，他前文一段中国新诗演变史的概括，在对我的评价和期望中得到了落实，更为巧妙的是，他再次提及我的学术研究，“盼望他以治史的卓见来创新史，而融古今于一炉”，这就将最前一段对我学术研究的评价和中国现当代诗歌史鸟瞰融为一体，全篇竟无一字溢出或说是游离于主题之外。

更为有趣的事情，是随后我和先生的对话。捧读余先生大序之际，正好《琼州学院学报》主编景新兄来函索要稿件，我就将余先生文字推荐过去，余先生原作的题目为《木斋编年诗选读后》，这自然不便于在报刊发表，于是，和先生商量，需要换一个篇名。从先生全文来看，自然是最后两句最为富有概括力，沉吟半晌，我说：“以治史之创新，融古今于一炉。”上下句各为六字，感觉基本精炼了，哪知余先生不暇思索，脱口而出，说了八个字：“卓见创新，古今一炉。”好厉害！确实是余光中先生呀！

如果和余先生交往的故事到此为止，我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喜剧故事，而且，多少有借余先生为我扬名之意。但其实本文的背后，是一个令我惭愧不已的故事，是一个令我没有勇气揭示给世人来看的故事。我在我的自传中曾经描述过我的性格，是真诚、真率和内向。人人都赞赏真诚和真情，但我却深知，这正是我许多人生悲剧的渊薮。在得到余先生赐序之后，我惶恐于先生大名，不知道怎样感谢，竟然直面询问先生有关稿费问题。余先生忽然正色道：“如果你提稿费，那我就不给你写序了！而且，我们是同事。”一向和蔼而平易的余先生，一旦正颜危坐，眉毛似乎都竖立起来，令我惶恐不安——君子之道，原本如此吧！先生为我作序，非干人情，亦非干他物，若付稿费，岂非亵渎先生一片深情？但不能付给先生稿费，怎样表达感激之情？我只好买了两瓶我在台湾所能看到的最好的酒，应该是XO，或是人头马，当我面带愧疚之情给余先生送去这两瓶酒和几本样书的时候，余先生说：“我也不喝酒呀！”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我什么都不会说，只是羞赧不已。

昨夜，窗外落雪，身在美国异乡沦落，灯下拥炉，夜读《左传》，读到一段文字：“公卿受币后，据《仪礼·聘礼注》及《诗·大东·郑笺》，应设宴招待，并回致财币。”忽然醒悟，我自少年而来的真诚习惯，常常会将别人的客气和礼节误以为真的如此，而我的内向性格使我不能很好地和他人交流。余先生为我撰文，付出了多少劳作？又付出多少时间、精力和心血？忽然又忆念余光中先生对我的山海深情和殷殷厚望，而我却不能振作以自新，何颜以对余先生之赐序？

有什么办法补救我对于人情世故的无知所造成的终生遗憾？有什么办法补救由于我人性的缺失所造成的终生遗憾？夜梦中，我重回台湾中山大学，重回那依山傍海的文学院红楼，梦见我重新拜会余光中先生，但我仍然羞赧而笑……

（木斋，曾用名王洪。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筹)副会长。代表作有学术专著《宋词体演变史》(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等你，在雨中

▅余光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外，等你，

在刹那，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

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

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恩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露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氛题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缀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只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幺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伕工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四月，在古战场

▅余光中　　
　　熄了引擎，旋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遂漫进窗来。岑寂中，前面的橡树林传来低沉而嘶哑的鸟声，在这一带的山里，荡起幽幽的回声。是老鸦呢，他想。他将头向后靠去，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直到他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

门，跨出驾驶座，投入四月的料峭之中。
　　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冷峻，他想，同时翻起大衣的领子。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潮潮的，嗅得到黛青翻白的海水气味。他果然站定，嗅了一阵，像一头临风昂首的海豹，直到他幻想，海藻的腥气翻动了他的胃。这是外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东部后体验的第一个春天。美国孩子们告诉他，春天来齐的时候，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放烟火，古战场将佩带多彩的美丽。文葩告诉他说，再过一个星期，华盛顿的三千株樱花，即将喷洒出来。文葩又说，沙鱼和曹白鱼正溯波多马克河与塞斯奎汉纳河而上，来淡水中产卵，奇娃妮湖上已然有天鹅在游泳，黑天鹅也出现过两只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有一次他问她。文葩笑了，笑得像一枝洋水仙。我怎么不知道，她说，我在兰开斯特长大的嘛。你是一个乡下女娃娃，他说。
　　在一座巍然的雕像前站定，他仰起面来，目光扫马背骑士的轮廓而上，止于他翘然的须尖。他踏著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摸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浸冰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吉维克少将，一八一三年生，一八六四年殁，阵亡于维琴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一百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欲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吉维克将军的背后，看十九世纪的短兵相接。毕竟这是一座庞伟的雕塑，马鞍距石座几乎有六呎，而马尾奋张，青铜凛然，苔藓滑不留手。他几度从马臀上溜了下来，终于疲极而放弃。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势卧倒在草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袭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馋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碧了他的肺叶。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去冬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得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哪桃花，冷眼看情人们十指交缠的约会。他想象得到，自己将如何浪费昂贵的晴日，独自坐在夕照里，数那边哥德式塔楼的钟声，敲奏又一个下午的死亡。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知更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上拨鼠说，春是从地底日上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已软而犹寒的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把饕餮的鼻子浸在草香里，他静静地匍匐着，久久不敢动弹，为了看成群的麻雀，从那边橡树林和样木顶上啾啾旋舞而下，在墓碑上，在铜像上，在废炮口上作试探性的小憩，终于散落在他四周的草地上，觅食泥中的小虫。他屏息看着，希望有一双柔细而凉的脚爪会误憩在他的背上。不知道那么多青铜的幽灵，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在急湍险滩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舵手的鼓声中曼声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哟，咿呀呀得喂，海棠花。他霍然记起，菜花黄得晃眼，茶花红得害初恋，营营的蜂吟中，菜花田的浓香薰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江南春。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中国诗班上吟到这首词，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在穿草鞋踏过的土地上，在战前朦胧的记忆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尾。他对自己说，西北公司的回程翼，夹在绿色的护照里，护照放在棕色的箱中。十四小时的喷射云，他便可以重见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他凄楚地，他凄楚地想。
　　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颈背上，若亡母成灰的手。他想。他想。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想。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烽火的烟薰成早熟的薰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他只能独咽五十个世纪乘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凄凉，中秋前夕的月光中，像一只孤单的鸥鸟，他飞来太平洋的东岸。从那时起，他曾经驶过八千多英里，越过九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四十二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去，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在漫长而无红灯的四线超级公路上，七十哩时速的疾驶，可以超庞然而长的廿轮卡车，太保式的野豹，雍容华贵的凯地赖克，但永远摆不脱寂寞的尾巴。十四小时，汉姆莱特的喃喃独白，东半球可有人为他烧耳朵，打喷嚏？偶或驶出冰雪的险境，太阳迎他于邻州的上空，也会逸兴遄飞，豪气干云，朗吟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八千里路的云和月。八千哩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南北是Avenue，东西是street，方的是Square，圆的是Circle。他咽下每一哩的紧张与寂寞，他自己一人。他一直盼望，有一对柔美的眼眸，照在他的脸上，有一个圆熟可口的女体，在他的右手的座位，迷路时，为他解地图的蛛网，出险时，为他庆幸，为他笑。

　　为他笑，他出神地想，且为他流泪，这么一双奇异的眼睛。一只鹰在顶空飞过，幢然的黑影扫他的脸颊。他这才感到，风已息，太阳已出现了好一会了。他想起宓宓，肥沃而多产的宓宓。最肥沃的地方，只要轻轻一挤，就会挤出杏仁汁来。他不禁自得地笑出声来。以前，他时常这么取笑她的。可怜的女孩，他爱惜而歉疚地想。先是一溺纤细而多情的表妹，如是其江南风，一朵瘦瘦的水仙，江南的风中。然后是知己的女友，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位读者。然后是蜜月伤风的新娘，套的是他的指环，用的是他的名字，醒时，在他的双人床上。然后是小袋鼠的母亲，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昔日的女孩已经蜕变成今日的妇人了，曾经是袅袅飘逸的，现在变得丰腴而富足，曾经是羞赧而闪烁的，现在变得自如而安详。她已经向舀努瓦画中的女人看齐了，他不断地调侃她。而在他的印象中，她仍是昔日的那个女孩，苍白而且柔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爱情和文学，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他走来，而他不得不张开他的欢迎，且说，我是你的起点和终点，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我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我会将你的处女地耕耘成幼稚园，我会喂你以爱情，我的桂冠将为你而编！他仍记得，敬义说的，车票和邮票，象征爱情的频率。他仍记得，一个秋末的晴日下午，他送她到台北车站。蓝色长巴士已经曳烟待发。不能吻别，她只能说，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于是隔着车窗，隔着一幅透明的莫可奈何，她吻自己的手背，又吻自己的掌心。手背。掌心。掌心。这些吻不曾落在他唇上，但深深种在他的意象里，他被这些空中的唇瓣落花了眼睛。
　　太阳晒得草地蒸出恍惚的热气，鸟雀的翅膀扑打着中午。不久，塞吉维克将军的剑影向他指来。他感到有点胃痛，然后他发现自己伙身在草上已太久，而且有点饿了。已经是晌午了呢，他想。他从草地上站起来，抚摸压上了草印的手掌，并且拍打满身的碎草和破叶。忽然他感到非常饿了，早春的处女空气使他呼吸畅顺，肺叶张翕自如，使他的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一刹那间，他幻想自己一张臂成了一尾潇洒的燕子，剪四月的云于风中，以违警的超速飞回国去。一阵风迎面吹来，他的发扬了起来，新修过的下颔感到一抹清凉。他果然举起两臂，迅步向那边的瞭望塔奔去，直到他稍稍领略到羽族滑翔的快感。然后他俯倚在灰石雉堞上，等待剧喘退潮。松枝的清香沛然注入他腔中，他更饿了，但同时感到四肢富于弹性，腹中空得异常灵利。如果此刻宓宓在塔下向他挥手且奔来，他一定纵下去迎她，迎好雌性胴体全部的冲量。在温燠的阳光中，他幻想她的淡褐之发有一千尺长，让他将整个脸浴在波动的褐流之中。他希望自己永远年轻，永远做她的情人。又要不朽，又要年轻，绝望地，他想。李白已经一千二百六十四岁了。活着，呼吸着，爱着，是好的。爱着，用唇，用臂，用床，用全身的毛孔和血管，不是用韵脚或隐喻。肉体的节奏美于文字的节奏。他对塔下辽阔的古战场大呼，宓宓！宓宓！宓——宓！呼声在万年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纷纷惊惶地折响黑翼，而二千座铜像和石碑，而四百门黝青的铁炮，而迤逦廿多哩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他们已经死了一个多世纪，一百多个春天都喊他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
　　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作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取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四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碧血灌溉的鲜黄苜蓿。宁为春季的一只蜂，不为历史的一尊塑像。让缪斯嫁给李贺或者嘉尔西亚·洛尔卡，可是你要嫁给我，他想。让冰手的石碑说，这是诗人某某之墓，但是让柔软的床说，现在他是情人。站在瞭望塔的雉堞后，站在浩浩乎囗不见人的古沙场顶点，站在李将军落泪，米德将军仰天祈祷的顶点，新大陆的河山匍伏在他的脚下，四月发育着，在他的脚下，发育着、放射着、流着、爬着、歇着。茫茫的风景，茫茫的眼眸。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三百六十度的，立体大壁画的风景啊，如果你在她的眸里，如果她在我的眸里，他想。中午已经垂直，阳光下，一层淡淡的烟霭自草上自树间漾漾蒸起。成群的鸟雀向远方飞去，向梅苏·狄克生线以南。收回徒然追随的目光，惘然，怅然，他感到非常、非常饥饿。他想起古战场那边的石桥，桥那边的小镇，镇上的林肯方场，方场上，一座三层七瓴的老屋，他的公寓就在顶层，适宜住一个东方的隐士，一个客座教授，一个怀乡的诗人，而更重要的是，冷箱里有烤鸡和香肠，还有半瓶德国啤酒。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盖提斯堡·古战场